長期投入歌仔戲傳承工作的陳亞蘭，於今憑藉著飾演《嘉慶君遊台灣》中「嘉慶君」一角，勇奪第五十七屆電視金鐘獎戲劇節目男主角獎，破天荒成為新一代視帝（我還是覺得「視帝」這個詞相當彆扭，聽起來像什麼保育動物比如帝雉一類），引發各界關注。
就我印象所及，這並不是首次有女性藝人反串扮演影劇人物、並意圖角逐「男主角獎」──例如已故港星梅艷芳就曾女扮男裝，出演二○○一年上映的電影《鍾無艷》。當時她便一度放話，意欲以好色之君「齊宣王」的角色報名相關獎項，唯揆諸彼時的競賽條件和社會氛圍，終究不可得。
二十年後，梅艷芳的這樁未竟之願由臺灣的金鐘獎代為完成──雖然人事已非，畢竟稱得上是另類創舉。
在上戲與卸妝之間，伶人再造乾坤的演出，也讓人想起學者朱迪斯．巴特勒（Judith Butler）關於性別操演的系列理論。簡單地說，意即性、性別或性向並不是天生地養自然成形，而是透過後天循環往復的操演（Performance）、不斷朝向概念中理想的性別形象逼近；吊詭之處在於，這一次又一次的實踐，又回過頭來讓此性別形象蒙獲鞏固，終於成為銜尾蛇般的封閉環構。
我一向贊成由巴特勒的理論出發，將操演性（Performativity）運用在更廣闊的學術討論範疇中，比如：「種族」可不可以操演？「階級」可不可以操演？前者可由臺灣日治時期的皇民化運動略窺端倪，至於後者，不妨進一步銜接皮耶．布赫迪厄（Pierre Bourdieu）的文化資本及慣習論，相信更將別有所得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