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作家黃碧雲的小說集《血卡門》絕版多年，為此我還曾專意詢問過大田出版社的編輯，告曰該書早已零庫存，並且，作者亦無再版的意願──傲然，決絕，不惜以紅鞋獨舞過荒原的姿態同讀者割裂。
黃碧雲的作品我收過多本，在臺灣，除了麥田出版過部分（包括選集《十二女色》），她的主要發行商是大田，比如《七宗罪》、《無愛紀》、《突然我記起你的臉》等，現在在二手書市的行情都翻了幾翻，我甚至還為長篇《烈女圖》寫過論文；此外便是香港天地圖書刊印的《溫柔與暴烈》、《微喜重行》、《其後》等──她的書就和夏宇詩集一樣，可讀性高，以後見之明來看，甚至具有逢低買進的價值。
去年年尾，作家陳柔縉在新北市淡水區遭餐點外送員由後方騎車追撞，導致頭部受到重擊；經連日搶救後未果，終而於一年前的今天（十月十八日）離世，享壽五十七歲。
陳柔縉出身政治記者，後則專事寫作，並於大專新聞系所兼課；或許是早先的職涯訓練使然，陳擅長「以管窺天」、「明察秋毫」，由極其瑣碎的微物資料去推敲時代變貌，並總能穿針引線，織就一幅幅鮮靈生動的庶民圖像。
大約八九年前，我寫過《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》的書評（印象中似乎得了什麼徵文獎，或者刊在某份雜誌上），張貼出來特以為紀念，也祝願陳柔縉離苦得樂，在天堂持續從事她最愛的人間觀察與寫作。
讀完李天葆《綺羅香》後又開始讀《浮艷誌》，其實滿不簡單的（我指的是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重讀同位作者的作品）。
實際上，於我而言，李天葆和鍾文音稱得上是同類型的作家──當然，他們彼此的行文題材和修辭風格是天差地別的，但卻又不約而同地陷溺在某種迴旋、衍生的敘述情境裏頭，並且心甘情願地踵事增華……一次讀多了他們的作品易使人發膩，不過隔三差五，總還讓我不住尋來翻覽片刻，應可歸納為消磨長夜的軟性讀／毒物，帶有微上癮的屬性。
在臨床醫學上，關於「亞斯伯格症」的討論未嘗歇止，無論是將其視為一種病況抑或分屬特定的人格取向，相關發言泰半自學理角度切入，不及觀照這些亞斯伯格症者貨真價實的日常與非常。
蕭上晏在《我與我的隱形魔物：成人亞斯伯格症者的深剖告白》中，則以第一人稱立場現身說法，從社會處境到親密關係，「我與我的隱形魔物」彷彿背對背擁抱，意圖在深淵般的人世間一路尋求涉險的平衡點。如其所言：「對被社會標註為異常的人來說，整個社會才是我們的異常。」幸而，來自深淵的凝視未能將其看殺，卻為讀者延來出乎意表的文本體驗。
在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裏頭，詩人理當是被驅離的一群，因為後者製造幻象、遠離實在，更可能透過創作使受眾失去理性的判斷；而孫得欽的《愚人之歌》，則帶有幾分自我浪遊的意味──毋須被動等待逐客令，自個兒的歌自個兒唱，詩人或正如同愚人，以其混沌成其大，並在字裏行間開展出來的美麗新世界中奪回造物者的地位，以及無與倫比的隨興、自由。
《共產黨宣言》就是屬於那種，很多人聽說過卻沒讀過的，世界名著。
在馬克思筆下，共產主義作為一遊蕩於（舊）歐洲大陸的幽靈，原初起源與活動俱隱密未彰，卻成為包括君主、宗教勢力和資產階級在內的傳統勢力亟欲除魅的對象；在批判社會不公的同時，亦不難在字裏行間感覺到彼時馬克斯意圖標舉的理想性，只不過由理論與宣言延伸出來的實踐則往往是激烈的，尤其是透過革命或鬥爭的手段從而使人類社會擺脫壓迫與剝削，實際上就帶有「以暴止暴」的意涵。
最記得讀《憂鬱的熱帶》時，一下子就被李維－史陀的開頭震撼住了：「我討厭旅行，我恨探險家。」為什麼討厭旅行？為什麼恨探險家？人類學者深入蠻貘荒野，動用了皇皇幾冊鉅作去描述古老部族原始的心靈、野性的思維，以及種種儀式背後的單純與繁複……如此靡遺鉅細的田野調查內容，與坊間那些販賣異域風情的觀光化樣板文章，自是不在同個檔次上。
相比之下，《我們都是食人族》在論述方面顯得輕省得多，李維－史陀卻依舊設法綰結學術理論與當代議題，讓兩者在尺寸之幅間相會，促發讀者重審文明與野蠻的分界，也對層出不窮的社會現象（或亂象）提出了建設性的批判。
城市學的專著不可謂少，無論是經典的《肉體與石頭》，或者名聞遐邇的《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》，均各有其見地。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．格雷瑟（Edward Glaeser）執筆的《城市的勝利》則頗具顛覆性，本書除了籲請讀者停止不切實際的鄉村生活幻想，也列舉實際數據和跨國個案，證成城市如何憑藉匯聚的人才、滂沛的資源以及相應的硬體建制，終於走向勝利之途──當然，回歸當代語境，城市是否真的勝利？又是否能始終保有勝利？則有待持續考察。
這篇書評大概是距今（2022年）十年前寫的，首先載於現已停刊的《双河彎》生活文學誌的書評單元；記得當時的編輯部門相當有情調，刊登之不足，還設法將書評轉印在杯墊上、製作成文創產品；一篇書評一枚，收收倒有好幾個。
《野半島》原來是由聯合文學出版，後不知何故轉到了九歌；坦白說我更偏好舊版的封面設計，那大地色系和焦風椰雨間出沒著動物的圖樣，頗具三分野性，新版的藍白花磚封面，則文明得太像檳城了。